民國60年代，中國國民黨曾經以出版過一套先烈先賢傳記叢書，羅福星自然也名列其中。受邀執筆的傳記作者，名叫羅秋昭──她是羅福星的孫女。事實上，這本《大湖英烈》出版的前三年，羅女士才剛剛在黎明出版社下出版了《羅福星傳》一書，為記錄她爺爺的事蹟不遺餘力。
只是，孫女寫祖父，不免動了感情。她說先祖父「以一個不滿三十歲的青年，肩負千均，胸懷萬甲」，可以算是有「千秋不朽的精神，與光輝燦爛的勳業」。又說苗栗事件「遍佈全省，波濤壯闊……當時犧牲志士多達十餘萬人。」
這描述看來十分動人，唯一的問題是跟史實有些差距。當時日本對於羅福星等人的行動，確實十分嚴厲，展開大規模的搜查與逮捕。第一次臨時法院的檢察官，先是受理名297被告，其中有125五人，因為證據不足，而予以不起訴的處分，有3人移送他案。另外有169人，送交法院審理，其中6人遭到判處死刑，而且立刻執行，131人分別判處4年到15年不等的徒刑，最後有32人無罪釋放。
當時日本政府所用的法令，是為了鎮壓臺灣社會而制定的「匪徒刑罰令」，比一般的刑法更加嚴苛，只要是被認定為武裝反抗的首謀，就會被判處死刑。羅福星也在這一次被判死刑的6人之中。
可是他沒死。因為審判當天，他缺席了。
是在第二次的搜索中，羅福星才遭到逮捕，並接受審判。對於前一次缺席卻被宣告死刑判決，他十分不服。在法庭上，他說：「本人於大正元年十一月間，乘輪船至臺灣。當時目的，係視察臺灣狀況，絕無圖謀不軌之心。」
日本政府指控他有意革命，他則說：「此不過真係一種腹案，並無確實之成算；屬於未必之事。而臨時法院竟以缺席判決，宣告死刑，不可不謂不當。」
而這一次的審判，和前一次很不一樣，因為日本方面開始允許律師參與。因此法庭出現了幾位日本律師，積極地為被告們辯護，幫他們開脫，並和檢察官展開唇槍舌戰。這些律師一再強調，使用超越一般刑法的匪徒刑罰令，實在不妥。其中一位律師姉齒松平就說：「將懲罰土匪而設的刑令，適用於革命案件之被告人，是否恰當，是不能無疑問也。」
另一位高橋正義律師則說，這案件根本不是革命，不過是場詐欺。羅福星不過是因為「在上海亦有情人，在臺灣亦有情人，真係一豔福之人」，開銷很大，才會以革命為藉口，犯下詐欺罪。他說，羅福星是否適用匪徒刑罰令，值得爭議，至於其他受騙上當的人，大多屬於無知份子，當然應該無罪。
日本檢察官對於這些說法非常不以為然，在在強調非得嚴懲不可。可是另外一名北村律師，又從另外一個角度提出辯護。他說，本次檢察官起訴大多是依賴自白書，可是「警察方面，多少不無激烈訓問；故此自白為恐怖之意念所驅使而供述者，尚望充分斟酌為由。」姉齒與高橋兩人，也接連對自白的證據力提出質疑。
雙方你來我往許多回合。最後判決出來，羅福星一人遭到判處死刑，其餘一百多人，則分別接受長短不等的有期徒刑──「當時犧牲志士多達十餘萬人」的說法，不知道是從何而來？
不要誤會，我絕非要說日本在台的殖民統治值得感念。只是，回到歷史情境中，事情往往不是那麼黑白分明，「日本人＝壞人」、「抗日份子＝英雄」的簡單公式，只會掩蓋了很多複雜的細節，關起了可能的思辨空間。這場審判大戲，其實充滿著值得探究的課題，比如日本法律體系與統治手段的演變，日本律師與殖民時代臺灣社會的關係（曾經聲援台灣農民運動的布施辰治是另一個例子），凡此種種。
http://histopolitan.blogspot.com/2014/05/blog-post_977.html
（兩個月前寫的，補寫一小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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